(三) 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 Neo-realism

「新現實主義」由於非常強調國際體系(也就是國際系統的「結構」)對個別國家行為的影響，所以又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e Realism)。

一、新現實主義的由來

當代的現實主義理論是從Kenneth Waltz的經典之作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開始的。在這本書中，Waltz試圖將現實主義的思想放置在一個更為堅實的社會科學基礎上(Waltz 1979, 1991)。利用「科學哲學」、「新古典個體經濟學」以及「系統理論」，Waltz發展出了一個相當簡約的國際系統理論，試圖解釋國際行為上橫跨大範圍時間與空間的持續的規律性。Waltz所認為的國際體系是由許多國家所構成的無政府秩序，在這個無政府秩序之中，每一個國家最起碼的目的就是求生存。Waltz認為，這個無政府的狀態創造了一個自助(self-help)的體系，在這個自助的體系中，國家間的競爭充斥、合作困難，並且傾向於形成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這個國際體系的性質同時也推論說，雙極體系的結構比多極體系的結構更不具戰爭傾向，且互賴程度愈低愈容易導致和平。

二、新、舊現實主義的對比

Waltz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對國際系統(international system)的強調，他認為國際系統具有積極主動的(active)、獨立自主的(autonomous)影響力量。Waltz認為，所謂的國際政治結構的構成原則有三項：(一)地位分配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二)構成員的特質(The character of the units)；(三)權力分配狀況(The 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對於早期的現實主義思想家如E. H. Carr(1946)或Hans J. Morgenthau(1946, 1948)等人來說，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寬鬆的條件，鼓勵人們來表達人性中的固有的侵略性。衝突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人性中對權力的渴求、或是因為某些國家具有修正主義(revisionism)傾向的目標，且國際間並不具有一個中央政府般的權威機關來阻止這些國家對其野心的追求。

但是對於Waltz來說，這個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系統是一個積極主動的力量，這股力量形塑並且強使推擠(shaped and shoved)系統中的每一個國家。這個無政府的狀態迫使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要擔心自己的安全，並被迫採取主動的措施來獲得安全。由於系統的影響力被突顯出來，所以我們無法僅僅只從個別國家的性質或是這些國家所強調的偏好順序來解釋國際互動的結果。甚者，Waltz認為，國家行為的改變是由於權力的改變，而與國家的意識形態、內部結構或是政府的形式較無關連(1986, 329)。無政府的狀態鼓勵每一個性質不同的國家都採取相似的行為；在同樣的邏輯下，在不同的外部環境下，即使那些具有相同性質的國家也會出現十分不同的行為。這些由系統所施加的壓力鼓勵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競相仿效其他成功國家的行為，而那些無法有效地競爭的國家則很可能被消滅於系統之外。對Waltz來說，在無政府領域下的競爭壓力解釋了為什麼國家都傾向於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為什麼國家努力增加自己的權力是一種自我打敗的行為、為什麼雙極的體系比多極的體系來得更穩定。

把不安全感歸諸於系統的性質而非由於人性，Waltz的概念鼓勵了國際競爭壓力的調解。如果衝突是來自於最深層的人性(如Morgenthau所相信的)，則創造一個更和平的世界的努力將注定是失敗的。但是如果衝突是由於國家間所處的外部環境所引發的，則「理論上」我們可以辨認出何時為特別危險的情況並且形成一個適合的政策來調解它。雖然在計算通往和平的障礙時，新現實主義者還是非常「現實主義」的，但是比起早期現實主義者的悲觀認知來說，新現實主義者較為樂觀地知道其實還有非常大的進展空間來推動和平。

三、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這本書引發了巨大的迴響，但大部分的迴響是來自於對該書的批評。第一，因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數(constant)，但是國際體系的改變卻是很少發生的，所以批評者認為新現實主義無法用不變的常數來解釋變動的國際變遷(Ruggie 1983；Buzan, Jones, and Little 1993)，而且新現實主義對於國家的行為只能做出一般性的(general)預測(Keohane 1983)。第二，其他的評論家則抱怨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對歷史的認知是不正確的(Schroeder 1994a)，或是指控Waltz助紂為虐地把權力政治的危險論述給正當化了，因此促成了那些特有的問題該理論據稱有辦法解釋的(Ashley 1984)。第三，有一些人發現，因為該理論本身的變數---系統體系(polarity)---對於每一個國家來說要去操作或是改變都是很困難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所以新現實主義並沒有辦法提供詳細的政策指南(Van Evera 1999)。最後，一些學者注意到Waltz的理論不夠具體。如同Randall Schweller曾經強調過的，如果我們接受Waltz對於系統是無政府狀態以及所有國家都僅僅只是在追求生存的假定，則這些國家就完全沒有必要互相擔心，而且也沒有任何導致衝突發生的理由。為了使衝突能夠發生，該理論必須允許至少有一個國家試圖想要扭轉現狀的可能性存在。且由於Waltz系統性地排除了個體層次(unit-level)的要素，Waltz的新現實主義理論無法解釋這些衝突如何可能發生(Schweller 1996；也可見Milner 1991；Wendt 1999)。同樣地，一些Waltz其他的預測(如個別國家對權力平衡的傾向，或是雙極體系具有和平的本質)，在缺乏其他關於不同國家的偏好順序以及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互動結構等等附加資訊的情況下，都無法真的能夠嚴格地直接從Waltz的假定中推論得出來(Wagner 1993；Powell 1999)。

這些來自各方的不同批評都分享著相同的主旨，也就是，Waltz的「純粹地結構性的理論」太過於簡約(parsimonious)了，所以無法解釋許多重要的議題，並且傾向於做出不確定(或不正確)的預測。因此，並不令人意外地，許多依循現實主義傳統的後續研究工作都試圖建立在Waltz的重要洞見上並同時也去補足Waltz對於國際體系的不足夠的描繪。

四、近期的現實主義研究概況

近期的現實主義研究也是較為不簡約的，因為近期的研究更為強調實證上的檢驗。就像Carr和Morgenthau一樣，Waltz以恰當的例子來闡述他的理論，但並未系統化地以實證上的證據來檢驗他的理論。相對地，大部分依循現實主義傳統的後續研究都建立在更廣泛的質化或是量化的證據上面。這一股更注重實證檢驗的態度，其實是與現實主義長期以來對於研究政治的「實然面」的注重是相符的，並且確實有助於後續的學者來豐富化Waltz的刻板堅硬的概念。